九、狱中日记（三）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三）
今天天气很好，但全队都没出工。早饭后，全队八个组的正副执行员连同赵宏英、郭有清都被叫到队部去开会。直觉告诉我这个会是专我开的。
两个多小时的会终于开完了，赵宏英一进门就拧笑着对我说：“有你小子好看的，等着瞧吧！”
吃过早饭，各组犯人还在休息，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响起来，这是杨指导员亲自吹的，中队犯人不分老少都飞也似的跑到院子里集合了。
严管组犯人按照贯例，都拿着各自的小板凳走到已集合好的队伍旁边分成两行坐下（和正常犯人有一定距离），我被留在屋子里。过了一会儿，王队长走进来把我铐上，让赵宏英和金保全两人押我走到会场最前边，赵宏英使劲把我的头按下去。
不知是谁带头喊起了口号（这是事先安排好的）“打翻反改造分子李恒久”、“李恒久必须低头认罪”、“严惩害群之马李恒久”…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那声浪超过了每天出工时大家走在路上昂首挺胸喊的口号“加速改造，前途光明.....”
我想抬头看一看，不知是谁又把我的头压下来。口号喊完了，杨指导员开始讲话，在沉默中他那清晰悦耳的男中音送进我的耳膜。他历数我的罪行，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几条：
１、到农场后一贯不认罪不服法，屡次非法书写上诉状，利用社会上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机会妄图反攻倒算。
２、屡教不改，坚持反动立场；煽动并带头罢工；抗拒劳动改造。
３、当执行员期间辜负了政府对我的信任，聚众闹事、煽动并代笔为被我“蒙敝”和“拉下水”的犯人书写上诉信。
４、当执行员期间，利用“职权”组织犯人非法进行流氓格斗，肆意破坏政府“改恶从善重新作人”的劳改政策。
５、妄图在狱中组织不正的革命集团进行不正的革命颠复活动，教唆犯人与政府对着干。
这五大罪行之外还有漫骂政府干部，大搞哥们意气等。
杨指导员训练有素的、从不拿讲稿的演讲震摄了在场的全体犯人，也震摄着我。我实在想不到三中队以杨指导员为首的政府干部竟然对我下这么大的功夫，给我总结出这么多罪行，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
杨指导员讲完话，各组犯人轮流发言对我进行揭发批判。要求发言者之拥跃出乎我的意料，三组执行员王平首先发言，他揭发我与前不久已经越狱潜逃的郭连玉关系密切，说我与他经常暗地策划反改造阴谋。二组的陈福利揭发我一贯大搞哥们意气与三中队某些人吃喝不分。四组副执行员董庆林揭发我恶意漫骂政府干部。六组谢金泉揭发我曾为他们组的李秋生写过上诉....
二个多小时，揭发批判我的犯人有十几个，而且揭发的内容都是有时间、有地点、有人证、有物证。我真想不起他们揭发我的不正的革命言行到底是不是我说或和做过的。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始终就是这样低头弯腰。我的腿在哆嗦、我的腰酸极了。
我无法抬起头直起腰，因为压在我背上的两只手不允许我那样。
揭发批判终于完了，杨指导员又作了总结发言，声称这是针对我“罪行”的第一次揭发批判会。他号召全体犯人还要深入对我进行大胆揭发，而且警告一些仍在对我进行包屁的人悬崖勒马。
散会后，我昏昏沉沉地被押回严管组，晚饭是两个包子和一碗熬土豆。我饿极了但却吃不下去。但当我看见同屋几个“受难者”那饥饿的眼光时，生怕再发生前天的面条事件，只好用麻木的双手捧起这顿“美餐”无滋无味的吞了下去。
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星期五）
今年的第一场春雨从昨晚就晰晰沥沥的下起来。早上雨虽然停了，天还是阴沉沉的。由于这里的土质是很粘的胶质土地，一下雨就是一片泥泞，所以今天又不出工了。
由于杨进喜再次违反严管犯人不许抽烟的规定，今天对他进行批判。
今年22岁的杨进喜因偷窃罪被判刑十年。他的父亲母亲都是邮电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只有这一个宝贝儿子，他们对他寄予过无限的希望。
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遭到厄运，首当其中地被赶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行列。在那阴阳倒置的年代里他们自顾尚且不暇，更无力约束他们年幼的儿子了。就这样，作为被社会遗忘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杨进喜在多年的放任自流中一步步染上恶习。他从小偷小摸开始，终于走上一条以偷窃为生、为乐的人生歧途以至积重难返。十几年中他几乎偷遍了陇海铁路线沿途的各个城市。
他生就一幅白净脸孔，中等个子、细长的眼睛、轮廓分明的鼻子和两片薄薄的嘴唇，脸上总是挂着腼腆的微笑。即便是身着肮脏的囚服也难以掩饰他那与众不同的光彩。
他很聪明，大概是因为血缘关系，他的知识面很广、也读过不少书，尤其喜欢中国地理和世界地埋，他可以信手勾画出中国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地图，可以不加思索地说出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名称和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口。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旅行家或地埋学家，就像马可·波罗，他是他心目中的偶像。
他即不凶恶也不暴躁，性情温和像个女孩子，平常跟大家也相处得很融洽。他不修边幅，从来都是衣冠不整、破破烂烂。他那穿了一冬的棉袄浑身上下都沾满了油腻，脏得发亮，袖口上露着灰黑的棉絮。他最大嗜好就是抽烟。
他十八岁入监，入监前已是北京市有名的“神偷”。他的外号叫“一站七”（坐一站地公共汽车可以偷七个钱包）和“蹭身没”（只要他从哪个人身边经过，对方身上的东西就可以落入他的手中）。他偷过很多钱又统统在与他哥们儿的吃喝玩乐中挥霍殆尽，他曾十次被抓又十次被释放（由于人们估息他的年青和上帝赐给他的一幅单纯雅气的外表）。
他进过少管所又判过二年强制劳动，从小就与公安局、派出所打交道，但这些都没改变他“偷”的恶习。最终被判了十年大刑，那时他刚十八岁。
他进严管组是因为偷队长的香烟，当他与同屋的犯人分享“战利品”时被人揭发抓获。他进严管组至今也已两个月了。
严管组对他来讲，不许抽烟比饥饿更可怕。由于他有高超的偷窃技术，森严的严管制度也没能约束他，他总能神奇地搞到烟和火柴。厕所里、地头上和严管组屋内都有他的“窑”（藏烟的地方），抓个机会他就可以偷偷抽上几口。甚至在上工路上，当大队人马招摇过市时他也能把双手插在衣袖里像个魔术师一样用火柴把烟点燃，不时地吸上一口再把烟从鼻孔里喷出去。
因为抽烟问题，在严管组两个多月来他也曾几次被揭发、被“起窑”、被捆打、被罚站到半夜，然后又是一次接一次地“深刻”检查。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还是不断地偷着抽烟，当他最后一次被赵宏英亲自抓获时，他不仅作了保证而且立下“军令壮”说：“大家如果再发现我抽烟的话，我愿意让严管组每个人抽十鞭子”。
终于，昨天晚上他在厕所大便时，由于捡别人丢在地上的烟屁偷偷抽了几口而被值班的金保全当场抓获。
此时，杨进喜被反铐着双手在严管组的审判台（那张破桌子）前蹶着，大家对他进行批判。赵宏英要来兑现他的“军令壮”了，赵宏英让谷有清宣读杨金喜上次写的检查和保证，随后直接了当问大家谁先动手，说完把眼光转向刘立。
刘立第一个拿起桌上那根用三条麻绳拧在一起的鞭子说：“杨进喜，对不起你了。”便劈头盖脸的首先抽打起来。杨金喜白嫩的脸上顿时渗出血痕。张治国接过鞭子又狠狠抽了几下。
杨进喜开始哀求了。
赵宏英毫无表情地示意朱明武再接着打。朱时武结结巴巴地说：“我的手腕昨天扭伤了，没法儿拿东西，打不了。”赵宏英冷笑着说：“你小子不想打是不是？那就先他妈抽你。”朱明武慌忙伸出手腕让赵宏英看，赵宏英说：“少废话，你先给我一边儿站着。”说着把他推到一边。
他又对邵起才说：“该你了。”邵起才摇摇头说：“我长这么大从没打过人也不会打人。”赵宏英阴阳怪气的说：“好，你不打是不是，有你的。”又对我说：“你呢”！你打不打？”我不加思索便脱口而出：“我不打。”
赵宏英把地上的绳子顺手抄起来在桌上“叭”的一声狠狠抽了一下，大声说：“你们他妈的都给我站起来。”我和邵起才站了起来，他慢慢地背手走到我们跟前。忽然，恶狠狠的抬手给了我和邵起才、朱明武每人两个嘴巴。血，从朱明武的嘴角滴落下来。
王士清队长正好走过来，杨进喜用手捂着脸上的血印子带着哭声向他求饶说：“我再也不敢抽烟了”。王队长用手指戳着他脑袋说：“打你还轻，你小子狗改不了吃屎，活该！”说完又扫了我们几个人一眼，没说话就走了。
杨进喜的铺位紧挨着我，就寝后，我悄悄劝他不要再偷着抽烟了，省得给大家找麻烦。他感动的点了点头。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星期六）
今天虽然放晴了，但由于地面的泥泞和早上的大雾上午仍旧没有出工。赵宏英和郭有清去院门口的值班室睡觉了，金保全在严管组值班。
大家都在读报纸和毛住席著作，不时地悄交头接耳。金保全脸向着门外假装听不见。赵宏英不在时他可不愿得罪这些人。我偷偷地读被刘立带进严管组的一本《成语小词典》。
看到“大智若愚”这个成语，我陷入沉思。
我想“大智若愚”的反面不就是“大愚若智”吗？那么，我究竟是“智”还是“愚”？倘著是“智”何以伦落到现在地步，倘者是“愚”又何以不如身边诸多犯人？
我突然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柯德，他挺着长矛、穿着盔甲、骑着瘦马洛西南特和巨大的风车搏斗，结果被风车连人带马打得头破血流，他是“大愚若智”。而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我的结局又与这骑士何其相似。那电网、那高墙、那队长、那刺刀不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风车吗？而我算什么？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小人物、是人海中一个小水滴、是人生战场上的残兵败卒、是荒野中一棵无人顾及的小草。我有什么力量能够抗拒上天安排的命运，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风车？”
“大愚若智”这一成语为我今天的结局做了最好的注释。
在监狱里，专政与被专政，压迫与被压迫是一种公开的不平等，而这种公开的不平等又是被法律所认定的平等，这是多么矛盾又是多么的现实和严酷。
不错，我自已是不幸和无罪的。我为此而一再申诉、呐喊、呼号、哀呜。但是那些抢劫犯、杀人犯，轮奸犯难道也是无辜的吗？不！他们有罪，他们确是为道德伦理观念所不容、所深恶痛绝。社会上，有谁会运用辩证法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他们呢，形而上学认为“好就是好”“恶就是恶”，而形而上学的观念不是主宰着绝大多数人的思维吗，如果不是命运把我安排在这么多刑事罪犯中间，使我身临其境，对于这些罪犯我不也持有同样的鄙视吗！
在这特定的环境中，一切事情都奇怪地发生着、发展着，广义上的人性悯灭了，但苏醒了狭义的人性。同样，广义上的理性却为“适者生存”的狭义理性所取代。在这樊笼般的监狱中，即不尊重道德也不承认修养，只有笼中鸟一样的囚徒为各自的苟活而挣扎。这里少有永远的朋友也少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切近的利益。眼前的利益相相合时就握手言欢，利益相背时就会引出不加掩饰的冲突。队长与犯人、犯人与犯人、队长与队长莫不如此。
回想一下，当我为自已的案情向“高法”写申诉时，不是没有受到杨光明之流太多的阻挠吗？而当我因看不惯犯人被他们虐待而自以为是仗义执言向主宰监狱的机构写信控告时，不是才激恕了以杨光明为首的政府干部吗！啊！我究竟做得对还是不对？
中国虽然经过十年的困惑和混乱，监狱毕竟还是监狱，它虽然关押了大量好人但也囚禁着更多的恶棍。丁广林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我写控告信的确是多此一举，是一种唐吉柯德式的愚蠢。
在这高墙电网之下，理性在人类某种动物的本能中演译，人性也在扭曲地向前发展。赵宏英就是这种特定环境中诞生的典型人物。他的一切表现都赤裸裸地揭示出这里人与人之间本质上的利已主义。他冷酷但又本能地遵循监狱中的必然规律行事，因而他在这个环境中成为弱者中的强者、被动中的主动者、残兵败卒中的战取者。他成了犯人中的“权贵”。他是卑鄙的也是高明的、是愚蠢的也是智慧的。他的所作所为都说明了在监狱这个环境中生存竟争的一条规律“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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