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沉默地看着他。赵宏英眨了眨他那露着寒光的三角眼用试探的口气又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看他那狐假虎威的神气和尖嘴猴腮的无赖相，我只感到恶心。“他们可真下本儿啊！”我这样想也就脱口说了出来。
赵宏英习惯地用右手揪着自己的下巴冷笑着说：“李恒久，我跟你说，我跟你、跟华杰过去都不错，你也确实给我帮过不少忙，现在虽然公事公办，对你我还是客气的，但你要不识时务，别说我赵宏英翻脸不认人。”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压抑着心中的怒火反问他。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过我还是劝你，你是有学问的人，别干傻事。”说完他扫了一眼坐在自己铺位前读报的其它人，又把正在值班的严管组副组长谷有清叫到外面去。
到底是"同病相怜"，他们刚一走，严管犯人朱明武、王来喜、邵起才等人便趁机小声而善意地劝我，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啊，什么“认了错就算了”等等。
片刻，郭有清回来，室内又归于静寂。郭随手扔过一迭白纸说，“李恒久，这是给你写交待材料用的，你要抓紧时间写。”我愣了愣，接过来放在夹子里。心想：写不写且不管它，我正愁没纸用呢？
九点钟，晚点名后，各组都已就寝，在杨的授意下，严管组准备已久的阵势终于拉开。这是一场表面上没有干部参加的非法审讯。赵宏英主审，金保全陪审，郭有清记录。作为被审讯的我站在室内那张唯一代表权力的跛腿桌子前面（背后是墙），参加者还有另外七名被严管者。
赵宏英煞有介事地念了毛住席语录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代，死路一条”等监狱惯用的术语后向我发话了：“李恒久，现在，根据政府指示，要你交待入监后的一系列反改造行为，你说吧！”他一边说，一边把烟点上，慢条斯理地向空中喷着烟圈，嘴巴嘬嘬着象个鸡屁股。
我说：“我早就说过，我没什么可交待的，你也甭跟我来这套，你我都是犯人，没有谁审问谁这一说，你们这种审讯本身就是非法的，我拒绝回答你提的任何问题。”
赵看了看系在房梁上的一捆拇指粗的麻绳，然后，把眼光转向堆在墙角的几根削得很光滑的木棍，又解下了腰里系的宽皮带，恶狠狠地说：“希望你放老实点，别让我用这个。”“嘿！看见没有，”他把头扬了扬，向我示意着那捆木棍和绳子。
“你没权力用这个，而且你用我也不怕。”我回他一句。
当着全体被严管的“阶下囚”，大概他觉得这太有损他的威严了，便从桌子后边气哼哼地绕到我面前，伸手推了我一把说：“你干什么，你想跟政府叫横儿吗？我就不信治不了你。”像一只恶狼对待它难于下口的捕获物一样，他在我身边来回兜着圈子。
看他这幅土流氓兼打手的架势，再看看昏暗的灯光下这种阴森恐怖的气氛，我忽然感到，应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才好，于是我提高嗓门叫道：“我跟你说不着，你算老几啊！你把姓扬的找来，我有话说。”
声音透过蒙在窗子上的塑料薄膜，飞到空荡荡、黑凄凄的院子中，又钻进各组未关严的窗户，传到人们的耳朵里。不久，我听到一阵槽杂而又模糊的人声。
“你叫唤什么，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扬指导员今晚没功夫理你，有话我替你转达。”
“好吧！你告诉他，不就因为我写了一封对张连仲的控告信才对我进行报复吗？我早准备好了，是打是骂，你让他一块来吧！不过你也让他知道，他姓扬的也别想 一手遮天，既然我敢写，我早料到他会有这一手。”
“把你刚才说的话写下来吧？我给你转达。”赵宏英狞笑着说。
“拿纸笔来”，我毫不示弱。
这时，一直没发话的金保全和郭有清也沉不住气了，郭有清说：“李恒久，我跟你说两句。”他放下手里的记录本，抬起头推了推眼镜又说“你是挺聪明的人，论学问在中队是首屈一指，你想想，说这种蠢话对你有什么好处，让你检查你就检查罢，跟政府对着干，你想不想后果。”
金保全一直低着头在抽烟，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决不愿让我的怒火发泄到他身上的，但不说话似乎又不适合他的副组长身份，便不疼不痒地说道：“李恒久，我劝你冷静点儿，别太冲动，政府让你进严管组还不是为了你好，还不是为了拯救你、帮助你，让你少走一点儿弯路吗！”
“是啊！他杀了我，也可以归结为为我好，他可以说这让我少受痛苦了。”我冷笑着回答他。
这时，赵宏英已把纸笔都放到桌子上，说：“你写吧！”事已至此，没什么可选择的了，我拿起笔，把刚才说过的话重新写了一遍并签上名。
赵宏英把郭有清和金保全叫到门外嘀咕一阵，回来后对我说：“今天的会不开了，李恒久，你到外面去反省问题，其它人写当天的汇报，写完睡觉。”
这时，我也不想再与他们无谓的争执下去，便走到门外，靠着一根树椿站在那儿仰视着天上的星空。听着各组还没平息下去的议论，我在想：下一步，他们又能怎样呢？
一个小时后，赵宏英从指导员的办公室出来，向我宣布政府指示，每天让我深刻反省、罚站到夜里一点钟。
夜里，金保全似乎是要表示一下他对我的同情，让我提前去睡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早上，出工到十一甬去修排水渠。
干这种活儿的要求是把原来的排水渠下挖80公分，再把两边的坡削好，削成一定的倾斜度。每人一个上午的定额是挖5米。但严管犯人明文规定要“加倍完成指标”这就是说，我们要挖10米。
严管组的罹难者由于每天都严重睡眠不足和吃不饱，挖五米渠就已经很吃力了，现在还要比一般人多挖5米，这的确是太难承受的超负荷劳动了。
由于开春时的解冻，那沟里还畜着一尺多深的污水。要从沟底再往下挖只能站到水里，而沟里的水已没过了高腰雨鞋，根本无法干活。
各组值星员都去找值班队长，声称这活儿没法干。其余的人都拄着铁锹站在沟边趁机抽烟，严管组的几个人可怜兮兮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赵宏英对这几个居然也敢站在沟边上踌躇不前的被严管者连声呵斥，不分清红皂白地硬要大家下去干活。
真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这几个昔日也是人群中的“出类拔萃”者此时却无人敢说个“不”字，尽管心里极不愿意，但还是无可奈何地爬进沟里去了。我真不敢相信，在这个自以为是“人主”的奴才面前，他们竟然如此俯首贴耳，这究竟是驯服呢还是忍耐？
由于昨天一夜辗转末眠，头昏昏沉沉的。早饭的一个窝头和一碗玉米面粥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现在浑身无力，铁锹在我手中怎么也不听使唤，沉重而笨拙，刚一下沟就一阵晕眩，一头栽倒在沟里.....
人们都在观看着、观看着，犹如观看一只掉在水里的狗，没有人过来帮忙。啊，同情心！人类的同情心啊！我在心里悲怆地呼唤着。
是的，良心、同情心在这里都是非法的，人本该有的恻隐之心与相互间的帮助在严管组是绝不允许的，因为这里是人间最后一个角落。
没有人过来慰问，更没人敢过来搀扶。我咬紧牙关，忍着膝盖被摔伤的剧痛扶着铁锹站起来，站在冰凉的水中。一身棉袄、棉裤从里到外都湿透了，泥水从脖子流到后背，又流到屁股沟里。脸上、手上都糊满了泥浆。鞋子灌进水像灌了铅，我艰难地爬上坡来，污水咕嘟、咕嘟地从鞋里往外冒。
赵宏英站在沟边，一手弹着烟灰，一手插在裤袋里，穿一双只花两块钱买的半高腰雨靴（这是扬指导员特意很便宜卖给他的），身着工作服，系着一条宽宽的黑色板带，一条黑囚裤塞在雨靴里，一顶劳动布的便帽神气地支在头上。他那瘦削而傲慢的面孔就像三月的梨花，泛着苍白色。
我爬上沟来，浑身水淋淋的，而且一瘸一拐，显然是摔伤了。
他顺水推舟、假惺惺地走过来说：“你别干了，去把身上的衣服拧干，坐一会吧。”他又指着沟边说：“不许离开这儿！”
我无言地走到两道排水沟中间的过道上去脱衣服拧水。严管组左边七组值星员蒋振贵拄着铁锹，在沟边上唱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怀念战友”。不远处，王雪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只抬头扫了他一眼，恰好看见他眼里闪动的泪光......
趁赵宏英不注意，在大路另一边干活的一组组长杨志刚抡着铁锹假意从我身边走过，他低声而迅速地对我说：“各组都在写揭发你的材料，是姓杨的布置的，你千万小心点儿。”我未及抬头，他已走过去了。
午饭后，我发起烧来，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棉囚衣靠着沟边的土堆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五月下旬的河北宁河县固然已是暮春天气，但发着烧在旷野中睡觉也实在不舒服。果然，在下工的喧哗声中醒来时，我只感觉浑身都在冒冷气，头疼得快要炸开。
赵宏英走到我身边踢了我一脚说：“睡他妈一天还没睡够，你听见吹哨没有，快起来。”我没有力气说话，但看他那副蛮不讲理的模样，再也压仰不住心中的愤怒，脱口而出的骂道：“操你妈的，你他妈看见老子生病没有。”由于身体太虚弱，我的声音并不大，但他还是听见了。
这下儿可惹了麻烦，他张牙舞爪地一边踢我一边骂：“你他妈的敢骂我，想他妈的造反呵。”我用双手护着头，把全身都交给了他。既然无力还手，就索性不还手，他足足踢了我十多脚。
带班的王士清队长走过来把他喝住，嗔怒地看了他一眼。为了照顾他这个严管组组长的威信，什么也没说，让邵起才和刘力把我拉起来便扭头走了。我坐在地上对赵宏英：“你小子真有本事，打一个生病的人。论打架你是个儿吗.....”赵宏英冲过来又要打，但看看王队长还未走远，没敢再动手。我勉强爬起来，跟在队伍后面一步三晃地走回了监区。
由于白天的事情，我的晚饭统统被扣了。全中队就寝后，严管组对我进行批判，我像条狗一样蜷缩在地上，浑身软得像一摊泥，身上烧得像一团火。大家的轮流发言批判，赵宏英的谩骂一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但我简直什么也没听见。批判结束，我被强制在院子里写检查。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昨天因为下雨，全体犯人停工学习。晚上我仍在院子里写白天未写完的检查。郭有清值夜班，他让我回屋睡觉。
早上，无论如何我也爬不起来了。赵宏英让张治国、杨进喜拉我拖我都无济于事。他还没忘记前天的事，恶狠狠在我身上踢了几脚带队上工了。金保全留在家里对我进行“监护”。
犯人出工后，外号叫“杀猪王”的王士清队长（他以捆人之狠在六中队犯人中著称）到各组“查号”。查到严管组，问金保全为什么让我留在家里，金如实告诉了他。
王俯身看看我，用手摸摸我的额头对金保全说：“他烧得挺厉害，你带他去看病。”金说：“他昨天看过病，还有药呢！再看病要经过指导员批准才行”。王队长瞪他一眼说：“让你去你就去，少废话”。
从严管组到监区大院的“医务室”只有200米，我却步履蹒跚地走了好一会儿。医务室门口有很多犯人等着看病。
周大夫在值班。
周大夫叫周文涛，他是这个监区大院里唯一的“白衣天使”。他也是犯人，他的罪名是“渎职罪”。捕前，他给病人看病因处方有误造成病人死亡。由于病人家属不依不侥，他被判了六年徒刑。但他又确实是医术很高明的医生。一年来，经他看好的病重、病危犯人就有四五个，监狱农场大大小小干部都请他看过病。也许是“一旦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罢，对待看病的犯人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绝不敷衍，他的确是这可怕环境中的“天使”。
刚来时，他也分在六中队，我们相处了半年。那时，除了每天的劳动改造和规定的集中学习之外，他全部剩余时间就是读他被破例带进监狱的几本医书。他的性格坦诚、孤傲，为人正直，很少与人过多接触，在犯人里独树一帜。
他和我、和李华杰都是很好的朋友。半年多的相处，虽然很少聊天，但彼此都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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