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成语，诱发了我的反思，我突然感到“改造”这个曾经被我讨厌的词汇除了“劳动改造”的特定意义外，还应有一种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客观世界对人的主观思维的改造。我现在受到的启迪不就是对我原本不完善的思维的改造吗！这也算是严管组在客观上给予我的收获吧。
下午仍旧不出工，杨进喜、刘立、朱明武、张治国分别被各组拉去当成反改造活把子进行批判。王来喜被关了近一个月，由于他在严管期间有立功表现，今天杨指导员宣布他被解除严管。
邵起才被杨指导员“请”去为一个干部家属看病，只剩我自已奇怪的被“冷落”在屋里，何以放过我？我百思不解。
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星期一）
今天是周一，从清晨开始便大雾弥漫，全队又不能出工了。
各组都在学习，一部分人在院子里砌各组的脸盆架。严管组犯人负责在“中央马路”两边的臭水沟里取土和泥，全队八个组砌墙用的泥巴全由严管组供给。
这又是一个高强度的劳动任务，赵宏英指定我和张治国负责运泥。
早饭由于粥稀得可怜，一碗粥加上半个窝头吃完了像没吃一样。稍一干活儿腿就打软。进严管组一个月了，特别是大病一场后，我的身体已是明显地虚弱不堪，但别的人比我也强不了多少。
我不愿让赵宏英这个王八蛋看出来，咬着牙一趟一趟地用小推车从水沟边往院子里送泥。八个组需要的泥由两个人运送是绝对供不应求的。各组负责砌砖的犯人不断喊着：“来泥，快来泥！”我和张治国几乎是一路小跑着来回推车，赵宏英还不断催促：“快点儿，快点儿送。”而且他亲自挥锹上阵了。
论干活儿，他的确是好样的。长长的筒子锹，他一锹下去就是40多斤重的泥巴，只几下就把小推车装满了，几乎每次都要把小推车撑破。
我和张治国艰难地推着、拉着、跑着，两条腿似乎是机械地迈动着，汗水早已把一件破烂、单薄的囚服浸透了。汗珠从我的头上滚到胸前又从胸前流到地下。
二组王建明不声不响地从厨房找了个大筐和一根扁担，拉着王雪红自己去运泥了。
赵宏英问：“咳，你们怎么自己抬？”王雪红说：“你在加两个车也供不上，还是我们自己抬吧。”
四组值星员李华杰也找了个大桶让王保生和刘庭利自己去抬泥，七组蒋振贵也仿而效之了，我和张治国送泥的任务顿时少了一半。我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在默默地帮助我，我感到一阵温暖和欣慰。
王雪红___这个还只有20岁的年青人，个子不高，瘦瘦的，但浑身一块块的肌肉分明透着强壮和朝气。他平时沉默寡言，但生就一副侠义心肠，在三中队人缘很好，队长们对他也不错，而且他颇有几个小哥们。
三年前，他刚刚17岁，由于帮别人打架，没深没浅地用水果刀扎伤了人。在“严打”运动中被判刑10年。这个昔日学校里连续三年的“优等生”，在还不懂什么叫做“法”的时候，就一下儿被断送了前程。
他性格内向，喜欢沉思。三年来，他还没被监狱这个污浊的环境所污染，他还保留着纯朴、坦诚的品质。他不仅能打架、会打架也很能干活儿。每次出工劳动时他都在干完自己的活儿后主动帮助别人，经他帮助干活儿最多的人就是我。
每次过来帮我干活儿他都不声不响，干完活儿时还是不声不响地离开。
我很喜欢他，把他当成兄弟一样的关心。我们在一个组时，他非常尊重我，愿意与我聊天，我也曾给过他一些书看。我劝他不要把宝贵光阴虚踯在每天休息时的打扑克和下象棋中。他听我的话，开始读书和学习书法。
我进严管组这些天，他一直找机会跟我说话，这我心里明白，但不愿给他找事，每次都故意闪过去了。
今天，他和王建明主动去运泥是为我减轻工作量，华杰派组里人去运泥也是为我。在彼此不断地对视中，我看到了他们的忧郁和担心。
终于，他找到机会，在运泥时和王建明快步走到我身边说：“他们让我写材料揭发你，我没写，王建明和丁广林也不写。”王建明也说：“去他妈的，张连仲找了我两次，让我批判你，我没什么可写的。”
我看了他一眼对王雪红说：“你告诉华杰和丁广林他们，该写就写，这无所谓，你们别再为我找麻烦了，就说是我说的。”雪红点点头又问我：“你饿吗？我想法儿给你送点吃的吧？”我急忙说：“别找事儿了，用不着。”
到了二组窗外，王雪红倒完自己筐里的泥，又帮我把手推车里的泥慢腾腾地铲了出来。
我拉着空车回到沟边，正好听见刘庭利在骂赵宏英：“你他妈的看着点儿，往哪儿扔呢！”原来是赵宏英不小心把一锹泥扔到刘庭利脚上。
赵宏英陪着笑脸连声说“对不起”。他惹不起刘庭利这个打起架来不要命的亡命徒。但刘庭利不依不饶地说：“你他妈对不起就完了，给我擦了。”
赵宏英让站在一边的王金喜过去给他擦。刘庭利又骂道：“操你妈，是他妈你扔的，我让你擦。”他把脚伸到赵宏英的身上。
当着严管组的所有犯人，赵宏英真是下不来台了，只见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想发作又不敢。郭有清看不过去，也陪着笑脸对刘庭利说：“得了，兄弟，让我给你擦擦，行了吧？”郭有清在中队犯人中人缘不错，大家还都给他面子，这一来刘庭力也不好说什么了。
王保生站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算了、算了，你赵宏英以后也留点儿德行，别老他妈挤兑人，坏事干多了，以后有了孩子没屁眼儿。”两个人一边骂着一边抬起装泥的大桶走了。
赵宏英受了一肚子窝囊气，该拿他统治下的严管犯人出气了。只见他把锹一扔，对邵起才、朱明武横眉怒目地说：“你们他妈的看什么，快他妈干活儿去。”又说：“这他妈小子，哪天撞到我手里，我不把他攥出尿来算他有本事。”
我再推车从四组门口经过时，听见刘庭利还在对华杰说：“我真想打赵宏英这个王八蛋操的.....”华杰不紧不慢地说：“先饶了他，今天不是打这个王八蛋的时候。”
下午三点多种，各组的脸盆架都已砌完。犯人们在各自窗外的台阶上横躺竖卧地聊天、抽烟，严管组组长赵宏英让大家原地待命，他自己也跑到杂务室睡觉去了。
我又困又饿又累，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别人把我叫醒时太阳已经偏西，大家也全都歪七扭八地睡在沟边。刘力从沟边溜了下去，两只脚在臭水沟中泡着。但他谁得那么香，竟是全然不知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星期三）
今天晚上下工比平时早。
吃过晚饭，赵宏英被杂务成震开叫到办公室。过一会儿，各组值星员也都被指导员召去开会。
赵宏英回来了，他把金保全和郭有清叫到外面嘀嘀咕咕地说了一阵。回到组里对大家说：“今天全中队开批判会，批判李恒久，你们如果有愿意发言的也可以，谁发言告诉我，不用写批判稿了，到时候说就行了。”
他扫视着大家，但没人说话。
他不满地骂道：“你们这帮孙子，给你们表现的机会你们不要，那就在这儿待着吧！都他妈甭想出去。”
天黑后，各组开始集合了，一会儿便肃静地坐满了院子。严管组依然是最后走进会场，我被留在屋子里等着被押解出场。
指导员杨光明宣布批判会开始，王队长把我铐上，成震开和习东生押着我走到会场的前面。
今天的批判会特意为我准备一条细长的板凳，一块上面写着“彻底批判反改造分子李恒久”的小黑板。那“李恒久”三个字是倒着写的，犹如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走资派那样。今天的批判会十分庄重，全中队的干部几乎都到了。
魏喜来把那黑板挂上我的脖子，我被推上了那条长凳，栓那小黑板的是一根细细的铁丝，我动动脖子，努力让它挂在我的衣领上。魏喜来看出我的意思，给了我一巴掌，特意把那铁丝挂在我的脖子上。
板凳又窄又高，我站到上面后直晃悠。赵宏英带头喊起了口号：“坚决镇压反改造分子李恒久”、“反改造绝无好下场”、“李恒久必须低头认罪.....”
大约是我站在板凳上看着下面的人群如同检阅一般，有点不成体统，成震开和魏喜来又无法像以前那样按着我的头。于是，喝令我低下头来。
我慢慢躬下身，小黑板垂了下来，铁丝勒得我脖子生疼。
我的腰越躬越低，直至我的手掌触到板凳。四年前，我在团河农场28个月的单身牢房的日子里练就了一种本事，我的腰绝对柔软，躬身便可以双肘着地。因为这些年来我也没有放弃锻炼，腰柔软依旧。
黑板在我的脖子上悬挂着，我的双手在板凳上找到了支撑点。我不断用手向上托着小黑板，解脱脖子的负担，这就不像上次批判会半撅着那样难受了。
批判会开始了，各组值星员历数我的罪行。但除了上次那5条罪状外，还没听到什么新问题，我的心里坦然了。
李华杰、蒋振贵、杨志刚也都写了批判稿。华杰的批判搞写得很学问，前一半
是空洞无物的口号，后一半是规劝的道理，劝我接受教训，走上“接受改造”的坦途，争取早日出监。
我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
两个小时后，批判会结束了。当我从长凳上下来时，双腿的大筋已变得僵直，不听使唤，一下子摔倒在地，嘴磕在板凳上，血洇了出来。
杂务把我拖回严管组时，我橡一摊泥似的倒在床铺上.....
一九七九年六月七日（星期四）
今天上午，二组的唐杰被释放了，他是被平反的，这是郭有清下午在地里干活时悄悄告诉我的。他一再叮嘱我千万别和别人说这件事，因为这种消息在中队是严密封锁的。但这个消息在我的心里又翻起了波谰。据我知道，唐杰已是六中队第四个被平反的不正的革命分子。
和唐杰在二组相处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十分了解他的“罪行”。
判刑前，唐杰是北京无线电厂的一名技术员，他有喜欢收集电影明星剧照的癖好。他知道江青过去是电影演员，他也知道江青在解方前的一些逸事。这原本不是问题，但他喜欢炫耀自己的“知识”，这为他种下了祸根。
1971年林彪事件后，社会上开展追查不正的革命分子的“严打”运动，他的“言论”和家里珍藏的一些资料终于被人揭发出来，为此他被判刑10年，罪行是“恶毒攻击、污蔑中央领导人”。
听到唐杰走的消息，我心里百感交集。我希望他走，因为这不是坏事，他的平反恰恰证明社会上的形势已经明朗起来，“平反”再不是政府对特殊人物的特殊待遇，而是国家对一切“蒙冤者”的普遍的政策。这使我看到了“平反”对我不再遥不可及，我离开这里的日子也临近了。
但我感到失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至今还未降临予我，难道我命中注定的劫难还没到该结束的时候吗？我感到恐惧，我害怕这“平反”的风潮过去时，我仍被遗忘在这里。
人们喜欢说：“天亮前的一刻是最黑暗的”，难道我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黑暗之中吗？果真如此，我将以最大的克制力等待那黎明的时光。
进严管组前后，华杰与我谈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出去，而不是陷于与杨光明之流的争斗。他说得有道理，但已轮到了这个地步，我又能怎么样呢？
就连丁广林、郭有清等人都劝我不要再和指导员杨光明顶下去了，为什么我至今还不立马收缰呢？杨光明恨我，那是因为我损害了他的权威；张连仲恨我，那是因为我危及了他的利益。我又何必要在这本无公正可言的地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
我那样做了，又有谁能理解我、感激我、记住我？就连赵宏英这样的王八蛋都说出了：“你是聪明人，你该知道怎么办”这样的话，我还有必要如现在这样僵持下去吗？
列宁说过：“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杨光明等着的是我的“认错”，可我错在哪里？我凭什么认错？我要妥协就要昧着良心承认我没有的错误。对我来说，往后退这一步太难了，可我又必须走这一步，否则，即便轮到我被“平反”那一天，杨光明也难保不会从中做梗。他已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给你加了刑，你就是平反了也照样出不去。”这是他的危言耸听还是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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