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由于金一直待在我旁边，我们无法交谈，只能从医生对病人的角度一问一答。
十分钟后，他放下听诊器对杂务金保全冷冷的说：“他得了肺炎，需要休息，要让他吃病号饭。”金保全对周大夫说：“这得请示杨指导员”。
周大夫扫他一眼，一边为我开假条一边说：“你请示不请示我不管，我是大夫我只管看病。他如果不休息再厉害就不好办了，他至少要休息一周，然后再来复查。”
直到金保全拿着开好的假条和药片带我走出医务室也没得机会与周说上几句该说的话。
门外的犯人都在排队等着看病。周大夫隔窗向我轻轻抬了抬下巴算是打了招呼。刹那间，我从他眼神里看到一种忧郁的神情。
回到中队大院，金保全让我靠在篮球架（今年春天，为增加犯人的娱乐活动，因陋就简地安装了这个篮球架）下边的石头上说：“你先坐这儿晒会儿太阳，等我回来再回组里去。”说完跑步去办公室向杨指导汇报我看病的事。
院子里空空荡荡，只有远处伙房的几个犯人在忙着中午简单的饭菜。
今天的太阳格外明亮、暖融融的。一团团白云象厚厚的棉絮从碧兰的天空缓缓飘过。风不吹树也不动，四周静谧极了。一条草绿色花斑蛇从墙边无声地滑过来，快游到我跟前时，又悄无声息的滑向大门外不见了。
金保全从队部出来，笑嘻嘻地（这是几天来第一次看见有人对我的笑脸）对我说：“李恒久，我跟杨指导说了半天好话，他才答应你休息几天，你可千万别给我惹事啊！快回组里去躺着吧”（鬼才知道，让我休病假是因为他说了好话，还是周大夫的假条起了作用）。
我扶着篮球架站起来，慢吞吞的走回严管组，脱掉身上那件破烂不堪、乌黑发亮的棉囚衣。顿时，从好几天没洗过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馊臭味。
中午，金保全果然给我打了个病号饭，一碗只有盐和一点葱花的煮挂面。我吃不下去，只想睡觉。
醒来时已是下午，犯人都下工了，金保全把赵宏英叫到门外嘀咕了好一会儿。我听见赵宏英说了一句：“便宜了这小子。”
大家都坐在自己铺位上狼吞虎咽的吃着各自的饭菜━━二个馒头和一碗熬罗卜块。没有人过来问我病得如何、也没人敢过来问。大家吃完饭排队去厕所时我又睡着了。
再醒来时天已完全黑了。
昏暗的灯光下，身边的砖头上又多了一碗只有盐和一点葱花的挂面。杨指导员走进来站在地铺前用脚指指这两碗面条说：“你为什么不吃饭，这是给你的病号饭”。又说：“我们政府是讲人道主义的，你有病可以让你休息，你可也别那么舒服，休息也得反省你的问题，你必须交待你的严重问题。”说完，又把赵宏英叫走了。
我躺着，身边的严管犯人都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已铺位上反省问题，眼睛却都看着我，不！是看着我身边那两碗早已冰凉的面条，目光里流露着饥饿与贪婪。我突然觉得，这里好象不是严管组而是停尸房，我就是那具停放的尸体，那插着一双筷子早已冰凉的面条就是为我这个死人摆放的祭食。
这夜，我真的做梦了，梦见我就要死去，梦见自已在每天上工时都经过的那条“中央马路”上爬啊爬啊，可总也爬不到那闪着鬼火般灯光的监狱大铁门前。后面有一条狗在吠，又追又咬....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早上醒过来，天已大亮，身边没有人。
在狱中生活多年的犯人，大都是很能抗病的。就象莽原的野草，固然被冷落、被践踏、被欺凌。但生命力是极强的。
二天的睡眠使我精神好多了。几天没吃饭，第一次感到肚子在咕咕的叫。我起身去拿身边的面条，两只碗却都空了，一只筷子放在碗上，另一只掉在地下。
我坐起来，看见敞开的门外，郭有清和朱明武从厕所那边往回走。朱明武两只手揣在棉袄袖子里弯着腰一瘸一拐的。我问郭有清我的面条那儿去了。郭有清反问我：“你自己没吃吗？”我说：“我现在想吃了，碗是空的。”
郭有清习惯地用手推推眼镜对身边的朱明武说：“他的面条呢？早起出工时还在那儿放着呢！怎么这会儿没了。就你小子留在家里，你老老实实跟我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这时我才发现朱明武脚上绑着厚厚一层纱布，血都洇到外面。我问他：“你怎么了？”没等他回答，郭有清骂骂咧咧地说：“这小子不好好干活，拿铁锹往脚上戳。”朱明武胆却地反驳道：“谁不好好干活儿了，每天吃那么点儿东西，一拿锹手就哆嗦，我也不愿往自己脚上戳啊。”
郭有清指着他的鼻子骂：“你他妈说呀，你吃他的面条没有？”朱明武低下头不说话了。这一问一答，我已全明白了。我对郭说：“算了，反正一会儿就开饭了，无所谓”。朱明武感激地看我一眼。
郭有清还是不依不饶的逼问：“你说啊，你到底偷吃没有？”朱明武胆却的说“是我吃的，你饶我这一次得了，我实在太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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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有清推他一把说：“你他妈真不要脸，严管你还不老实，晚上再说，去到外面站着去。”朱明武踉踉跄跄地被推到门外罚站。
朱明武是严管组的老组员了。
那是在今年3月12日，朱明武和郭连玉、郎文福、王福鼎一同越狱。但两天后，他自己回来的。
原来，前一天晚上他们四人逃跑后在河边碰了头。由于天黑路滑，越狱后又急不择路，他不小心滚到河底把脚扭伤。另外三人无法顾及他，只好甩掉他逃跑了。朱明武在寒泠的黑夜里挣扎着走到场院的草堆里忍了一夜，他冻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又回来自首。
从那天起，朱明武成了严管组第一个组员。由于另外三名逃犯尚未归案，对他也迟迟不能做出处理。他在严管组已度过了两个多月。
朱明武被赶到院子里反省，屋里只剩下我和郭有清。他在沙沙地翻看着报纸，我在背诵毛住席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是严管犯人指定要背熟的毛住席两篇文章之一，另一篇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过了一会儿，郭有清放下报纸对我说：“李恒久，你先别看书了，听我跟你说几句话。”他站起身把门关上低声说道：“我们在这儿相处一年多了，平常都没红过脸，而且我也挺佩服你的。现在我是严管组副组长，有些事可能对不起你了，你别怨我，我也是没办法。”说完两眼看着我，似乎在等我说话。
我又能说什么呢，这一年多来确实像他说的，我们相处得还不错，至少是相安无事。他不是坏人，甚至心地很善良。没当严管组组长时，每次在地里干完自己的活，他总要帮助别人干一点，而且从不计代价。
他捕前是北京市一个街道袜厂的会计，因为家里穷，高中毕业后读不起大学就参加工作当了工人。这个文革前的小知识分子也许是由于心地善良又不会钻营，混了十多年才和本厂的一个姑娘成了亲，后来又好不容易被提拨为厂里的库房保管员。
一九七七年由于他媳妇家太穷（岳父岳母都年老多病，小舅子又是残疾人），他利用职务之便帮他媳妇偷了几十打袜子拿到社会上去卖。被人发现后便以“看守自盗”罪名判了他3年徒刑，他的媳妇也被判了2年教养。
现在他已平安地熬过两年。他最大愿望就是刑满后回家和妻子团聚。
他对自己判三年刑是不服气的，他认为判得过重了，但他不敢说，因为只要干部知道他有这种“不认罪”想法，马上就会把他打入另册。
由于我们相处得不错，不久前，他求我帮他写申诉，我答应了，但还没来得及写我就进了严管组。干部看他诚实可信，让他当了严管组组长赵宏英的副手。但现在，严管组使他变了个人。
此时，我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
我对他说：你该怎办就怎办吧！我不会怪你的。”
郭有清沉思一会儿终于又对我说：“你小心点，杨指导员想给你加刑，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劝你别跟他们顶了。”
听他说到这儿，我的心不由一沉。我的13年刑期已渡过9 年（这是怎么样的九年啊），眼看就快刑满释放了。但此时我突然感到那已看到希望的自由又遥遥无期了。
“凭什么给我加刑，我又犯了什么法”。我这样想，但没有说出来。
郭有清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杨指导员恨你，他说你是六中队反改造总后台，你找他谈谈。跟他承认错误让他消消气，千万别再顶了。赵宏英不是好东西，他也恨你。”
我说：“这小子没良心，他每次给老婆写信都是让我代笔。”
郭有清看看外面，大声对坐在地上晒太阳的朱明武说：“谁让你坐下了，他妈的，站起来反省。”朱明武看了看他，乖乖地站了起来。
我对郭有清说：“面条儿的事你别再提了，他吃就吃了吧！”郭有清所答非所问的说：“这小子没出息透了，活该。”
朱明武到底没有逃脱惩罚。午饭统统被扣了。他的两个馒头，让赵宏英奖励给了王金喜和张治国，由于今天的莱里有几片肉，赵宏英让郭有清和金保全两人分吃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今天是周日，但照常出工。
在家病休快一周了，身体已基本恢复。严管组犯人无一例外的饥饿感终于向我逼近了。
由于前天朱明武“在严管期间继续偷窃犯罪”的行为，今天被强迫带伤出工。家里只剩下我，值班的是赵宏英。
像昨天和前天那么自在不可能了。赵宏英命令我把被子叠整齐，坐在离被子一尺远的地方反省问题。杨指导员也没出工。
赵宏英翘着二郎脚坐在凳子上靠墙吃着从厨房要来的一块水罗卜，一边吃一边向门外吐着罗卜皮，冲我“嘿、嘿”地冷笑。
虽然已四、五天没干活了，早上喝的一碗粥也早以随着两泡尿化为乌有（由于我是病号，早上应当给我的半个窝头被扣了）。看他吃得那么自在，我更感到抑制不住地饥饿。
我坐得无聊，便请示赵宏英：“我能看毛选吗？”
赵宏英一边吐罗卜皮一边说：“毛选你他妈背下来的比我看过的还多，现在你不用看，先反省你的问题吧。”
这时，杨指导员从门外进来，赵宏英赶紧站起来把吃剩的半个罗卜褪进棉袄袖口里。杨指导假装没看见，他在窄窄的屋子里走了几步，翻着严管组桌上的值班日记说：“李恒久，你进严管组三个多星期了，反省得怎么样，是交待你的罪行呢，还是继续顽抗？”
我没说话，把腰挺直沉默着。
“你他妈听见没有，指导员问你话呢，站起来！”赵宏英指着我的鼻子吼叫。
杨接着说：“你不交待问题也不要紧，在这儿接受改造跟政府一条心的犯人是绝大多数，死不悔改的只是极少数，你李恒久够坏的，这几天揭发你的材料已经几十份了，包括你的“哥们儿”揭发的。就凭这些加你几年也没问题，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这几个月，中队为什么那么乱？你说你起了什么作用？”
“我没犯错误，乱不乱跟我没关系”。我随口回答。
还没等杨指导员说话，赵宏英冷不防一拳打在我胸口上。
由于我的病刚好，身上还软绵绵的。这一拳打得我倒退好几步重重地摔倒在铺上，“咚”的一声后脑勺撞到地铺中央的柱子上，眼前直冒金花。
扬指导员无表情地看他一眼。
我支起身子对杨说：“他凭什么打人？”
杨说：“他打人不对我批评他，但这掩盖不了你的问题。你听着，今天你给我写出检查来，政府要根据态度决定对你的处理。”说完转身走出严管组。
赵宏英把他送出门外又目送他走回队部。
屋子里又剩下我们两人。赵宏英从袖子里拿出那半个剩罗卜又接着啃起来。看着他身后的木棍，我真想抄起木棍扑过去。他似乎看出我的意图，冲我喊道：“你他妈坐下，你想干什么？”又下意识把身子向木棍那边挪了挪，用身子把它挡住。
看他这样，我明白现在是决不能动手打这个王八蛋的，我尽力压下心中的怒火，但复仇的强烈欲望已牢牢攫住我的心，我们就这样僵持着。
杂务魏喜来在门外叫他。趁他转身出去，我站起身来快走一步从他那厚厚的“严管日记“上取下一小搭白纸转身塞在我的被子下面（偷写我的日记用）。
整整一个下午，我写完了对我错误的认识与检查，一共写了十一页。我不知道这个检查能不能“过关”（给我写检查用的白纸都是有数的，一张也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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