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淀农场日复一日、无所事事的单调而机械的劳改生涯中，“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再次显现出了它的价值。一些年青犯人渐渐感受到自己文化与知识的不足，渐渐加入到读书学习的行列。我和李华杰、左继中等人便成了他们当然的老师。
在那些开始学习的年青犯人中除了王建明、王雪红以外，还有几个人成了我的学生，一个 叫丁广林，一个叫吴晓光。
丁广林是七组值星员，那年23岁，判刑前是北京昌平县农民，他算是不正的革命犯。在解方初期全国划分阶级成份时，丁广林的父亲被划为富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家就成为了被“革命”被革命的对象，他父亲成了村里“贫委会”（由贫农下中农组成的委员会）的管制分子。做为富农子女，他也成了像鲁迅笔下的阿Ｑ一样不允许其革命的“狗崽子”。
丁广林自幼在爷爷的指导下学习书法，上小学时，就获得了昌平县书法比赛第一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日趋深入人心，小小年纪的他便成了被人歧视、被人欺凌的对象。
他们村的顶头上司____大队档支部书记，不仅歧视他而且嫉妒他，嫉妒他____一个富农的狗崽子竟然写一手远近闻名的漂亮的毛笔字，拥有这个特长的人不该是他丁广林，而应该是他的根红苗正的儿子。
他的孩子和丁广林同校、同级又同班，受其老子影响，年纪不大的儿子除了飞扬拔扈、为非做歹，便是欺负出身不好的同学。
在文革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压迫下，丁广林长大大人了。高中毕业后，象他这样出身的人根本没有继续升学的可能，只有回乡务农一条路，到农村去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丁广林没有别的嗜好，也没资格拥有其它的嗜好，他把全部的工余时间都放在他深爱的书法上。
1974年春节，村里人请他写春联，他写了，别人请他写“敬祝毛住席万寿无疆”，他也写了。但他无意中把万寿无疆的“疆”字写成了“僵”。
这个小小的错误他没发现，请他写的人也没发现。但是，队里的档支部书记发现了。于是，这个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全大队的领导共同研究了他的“政治倾向与政治动机问题”，并一致认为这属于严重的“攻击伟大领袖”事件。于是，从春节开始，大队民兵便把他和他的父亲一同管制起来。
年轻的丁广林无法忍受这种“阶级压迫”，趁看管人员不注意，他从队里逃了出来，他想要逃到人口密集的北京城区来躲避。但他在村口遇见了档支部书记的儿子。儿子要把他拖回大队，交给他爸爸。丁广林为了脱身，与他扭打起来。他本来是个很文静的人，从未与人打过架，由于他的出身，也从不敢与人打架。但在情急无奈中，他捡起一块石头，把书记的儿子头打破了。后来他跑到了城里。
在春节期间的“严打”中，他被遍布大街小巷的联防队员抓获，押送回原籍。
丁广林的问题升级了，具有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大队档支部书记带着他受伤的儿子把他一顿暴打之后，关进了“牢房”等候处理。为整理他的材料，档支部书记亲自带人搜查了他家。于是，他们从他练习书法的草稿里又发现了大量罪行。
丁广林喜欢古诗，他的书法习作大多是从唐诗中择选的诗句，其中有贾岛的“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有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楼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
大队档支部书记文化水平尽管不高，但阶级觉悟高，政治嗅觉敏锐，他感觉到这些文字都有问题，便请公社里回乡务农的学生帮他审查。
审查的结果是，这些诗句都属于“极其反动的不正的革命言论”。于是，丁广林被扭送昌平县公安局了。在公安局关押半年后，他便以不正的革命罪被判刑六年，罪行是“阶级报复”和“散布封、资、修等反动言论”（“封资修”为“文革”中的专用语汇，既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
丁广林是1978年随第二批犯人调来茶淀农场的，他从农村来，对各种农活非常熟悉，加之他人品正，人缘好，又有文化，梁队长一来就相中了他，让他做了七组值星员。
丁广林是个很典型的农村文化人，喜欢读书但不善言词，这也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系，在农村里他无人可以交流、攀谈，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躲在家中练习书法或读一些爷爷辈留存下来的书籍。文化大革命之初的“破四旧”运动，对城里人几乎是无一例外的灾难，无数属于“封、资、修”（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史书籍被复之一焚，但在农村中，却免遭这一劫难。由于中国农村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贫下中农们还意识不到那些属于“封、资、修”文化的“反动”书籍，没有把“革命”的注意力放在农村中本来就不多的那些书籍上。
丁广林的爷爷是个旧知识份子，他留存的那些《三字经》、《论语》、《幼学琼林》、《孟子》、《史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等书籍，在文化大革命的农村中没有被焚毁。丁广林有着比较深的古文基础，就因为他是伴着这些书籍度过的学生时代，他学到了在学校里没有的知识。
丁广林好学，但很木纳，就是问我一点儿他不懂的古文知识，也总是显得很拘谨。丁广林后来帮我做了好多事情，由于我的字潦草之极，我在监狱里写过的很多笔记或抄录的很多文章时间一久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了，多亏丁广林一篇篇帮我誊写出来，才保留到今天。1979年春天我开始写上诉或上告信时，也全部是丁广林帮我重新誊写的。但也是因为这些，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丁广林比我早几天平反出狱，但他的平反判决并不彻底，因为他的罪行中有一条是“阶级报复”，他为逃跑而用石头打伤了大队档支部书记儿子的事情是他抹不掉的的“罪行”。
但能够提前出狱，他已经很知足了，他不再计较这所谓的“尾巴”。
丁广林后来考取了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脱离了农村。20年过去了，他至今还在一所中学任教，过着平平静静的日子。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宿命论者，我也从没相信过鬼神之说，但命运的安排往往出人意外，它带着太多太多的偶然性。纵观我的大半生，我感受到的是命运从未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过。在冥冥人世间，似乎真有一种“缘”在支配我的一切。事情是这样的。
在茶淀农场六中队，我意外地认识了一个年青人吴晓光，但与他的相识却把我的生命由此带进另一个世界。他的一个姐姐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演绎出了我后半生家庭与婚姻中曲曲折折的故事（关于这段经历可见“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我的前妻》一书中，我的文章“永远的痛”署名老恒）。
吴晓光是北京城里典型的干部子弟，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方军福州空军部队的一位首长，他的母亲也是一位颇具名望的军队的医生。他有三个姐姐，除了后来嫁给我的三姐外，全家都是军人。
那一年的吴晓光刚满20岁，他的犯罪具有时代特点。
1976年“四人帮”被打翻后，华国锋上台，为了稳定局面，当时中国的司法机关仍然沿袭“文革”中惯用的方式，在社会上不断开展“严打”活动，严厉打击不正的革命犯罪，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
这种“严打”的性质近乎于“乱世用重典”，它更超越了中国已有的适用法律中本来就少有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
在我前面提及过的很多犯人都是这种“严打”活动的受害者或是罪不当罚的蒙冤者。但在后来遍及全国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此类人却不在其中。只有极少一些人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澄清了所谓的犯罪事实，而大部分在“严打”中沦为阶下囚的犯人都在监狱中度过了不该属于自己的罪不当罚的刑期。
吴晓光家住北京景山后街的总参大院，在“四人帮”垮台后的那些日子里，刚刚毕业的又一届中学生全都在家待业，等着不知何时才能分配的工作。
于是，无所事事的年青人纷纷走出家门，寻找他们生活中的乐趣。
“打架”成了那时中学生的时尚。
吴晓光住的大院里，一个邻居的孩子外出时，被社会上的坏孩子把新买的一顶军帽抢去了，那个孩子把此事告诉了吴晓光。于是在吴晓光带领下，一群少不更事的部队子弟，要为这个被抢的孩子去“拔份儿”。
他们找到了属于社会上的另一群“坏”孩子，一场群殴后，他们抢回了军帽，而且把对方的孩子打伤了。在“严打”运动中，为首的吴晓光被人指认出来，判处五年徒刑。
吴晓光高高的个子，一张娃娃脸上挂着还未被岁月与厄运吞噬的稚气与干部子弟通常有的优越感。
吴晓光高中毕业，虽然他和那个年代中所有的年青人一样，在文革时期的学校里没学到什么知识，但他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那是他的生活环境和家庭给予他的。他读过一些书，在六中队也算得上半个文化人。
他喜欢读书，喜欢与有知识的成年人接触，因为从他们身上能学到他渴望的知识，我和李华杰便是他的两位兄长般的老师。
也许又是一种缘分，我十分喜欢这个言谈举止都带着明显稚气的的年青人。
吴晓光在杨志刚的一组，紧挨着我的二组。每天上工回来或周日，他便到二组来找我聊天或到我们组来看书。他和王建明、王雪红的关系也很好，他们都是哥们儿。
吴晓光的妈妈、姐姐们非常关心家里这个唯一的男孩儿，经常来这里看望他，给他送来各种吃的用的东西。当多数犯人抽的还是三、四级烟叶时，吴晓光已经叼上高档的云烟和三五香烟了，他是六中队犯人中的“小贵族”。
1978年秋天，如今早已普及的彩色电视在全中国还极为稀少，拥有彩色电视甚至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吴晓光的妈妈为了加强与农场领导的联系，为了使孩子得到政府的关照，她通过关系为六中队购买并捐献了一台在整个茶淀劳改农场独一无二的21寸彩色电视。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过的彩电，也是很多犯人的第一次所见。
在农场关押的犯人单调而无聊的岁月中，这台彩电给大家带来过极大乐趣。从那以后，每天晚上的学习时间被集体看电视代替了，那是大家最安静、最专注的时候，政府干部和犯人全都很感谢吴晓光和他的妈妈。
吴晓光判了5年的刑期，但他在监狱只待了2年，1979年他便先于我平反出狱了。吴晓光的平反固然因为他的罪与罚并不相称，但与他的妈妈为他费尽周折的上下奔波也不无关系。
出狱后，应吴晓光之邀，我成了他家经常的客人。于是，我认识了他的妈妈和姐姐。两年后的1982年，我和他的三姐结了婚。在以后的岁月中，几经波折，我与他的姐姐离异了，但留下了我们的孩子李一男，孩子今年已经16岁了。
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命运的安排吗？如果没有我的监狱生活，我也不会认识吴晓光，也就不会有后来与他姐姐的联姻，也就不会有我现在的儿子。那样，我后来的全部生活就会被改写成另外一种未知的经历。
我无法用幸福或不幸福来肯定或否定我现在的生活，就如这人世间千千万万人一样，我的生活中有喜悦、有忧愁也有困惑。但就是那生命中的一次偶然，使我有了为之欣慰的儿子。他是我生命的寄托，也是在我年过半百之时仍需为生存而奋斗的原因之一。
如今可喜的是，我年幼的儿子已经走上写作的道路，他写的三本书已经问世并得到人们的认可，一本是《日记伴随我长大》，一本是《我和我家》。另一本是《男生日记》。在他生命的足迹中，我更深刻地感悟到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为了我的儿子，我感谢命运带给我的那一次生命中的偶然。
五、“罢工”事件
1978年秋天将去的时候，中队的政府干部进行了大调整。
梁队长从六中队调到了场部，以指导员杨光明为首的一批年青干部进驻六中队。
中队指导员杨光明是刚从部队转业的复员军人，那年30多岁，浑身上下带有一种军人气质中的冷静与严肃。他个子不高，瘦削而白净的脸上有一双精光四溢的眼睛。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着装整齐，一顶端正的军帽和一身平整的军装是他永远的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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