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天气阴沉沉的，队伍刚来到工地就飘起了雪花。
因为这是会战的最后一天，而且春节临近，大家干活儿的情绪都不高，从队长到犯人都是在捱时间，盼着早点下班回家。
收尾工作其实并不轻松，还有不少的活儿要干，但体力已经到强弩之末的犯人都疲疲蹋蹋的干活，到了平日下班的时间也未干完这收尾的活儿。
雪，时断时续地下个没完，地面已铺上一层薄薄的雪毯，往远处看，大地一片洁白。等下班的哨子吹响时，天已快黑了。
这天，三组值星员赵宏英因为前一天干活时脚被铁锹剁伤没有出工，无人管理的三组犯人慢腾腾地收拾完工具走在队伍后面。
他们组判了10年刑期的邬玉成、董立斌和判8 年的颜永早就蓄谋越狱潜逃，今天便是他们选定的日子。队伍往回走时，刮起了强劲的西北风，天上还在下着冰碴，风雪交加。又累又饿的犯人匆匆忙忙往回赶路，还没走出三分之一的路程天就完全黑了下来。邬玉成和董立斌趁着天黑躲过警卫神不知鬼不觉地先跑了。过一会儿，颜永借口撒尿也跟着跑了。
这时天已是一片漆黑，直到队伍走到监狱大门口，当值班的何队长清点人数时才发现队伍中少了3个犯人。顿时监区大门口一片哗然。
监狱到底是监狱，不到5分钟，守卫监狱的警卫排就荷枪实弹全体出动了。黑暗中，闪着白光的刺刀把门前的所有犯人团团围了起来。在怒骂声、皮鞋的踢打声和干部及犯人的叫喊声中，象过鬼门关一样，犯人一个个被仔细搜身后统统赶进围着电网的高墙内。
三个犯人一同越狱，这在整个农场都是史无前例的。干部和犯人都被震惊了。全体犯人蹲在院子里鸦雀无声。队长们也全体出动，严阵以待，那脸色就和天色一样阴沉沉地夹霜带雪。大墙外在追捕，大墙内在紧急清监。没人说话，只有干部和杂务在监舍翻东西时发出一阵阵的响声。快半夜了，冻得半死不活的犯人才被赶回屋里睡觉。
转过天来已是大年三十，全中队开始整顿并对这起越狱事件进行追查。
三组值星员赵宏英虽然因为工伤没有出工，但也首当其冲地成了审查对象。
赵宏英是朝鲜族人，判刑前是北京重型机械厂的工人，1974年因为越境逃跑到北朝鲜，被人家遣送回国，以不正的革命罪判刑8年。
赵宏英28岁，文化不高，但十分精干。他自小丧父，被同是鲜族人的母亲带大。他22岁就结婚了，妻子也是朝鲜族人，他已经有了一个三岁的儿子。
他判刑后，妻子要和他离婚，他很苦恼，但又不知怎样才能打消妻子离婚的念头。于是，请我帮他给妻子写信。我按照他的口吻认认真真替他写了一封言词剀切的长信，他妻子接到信后，果然很受感动，不再与它提离婚的问题。他为此事非常感激我，与中队的年轻犯人一样称呼我李哥。
中队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最吃不消的是卢指导员，他是六中队的主管干部，他要对此事负责任。
憨厚纯朴的卢指导员哪天似乎变了一个人，暴怒地像头狮子，他在全队犯仁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整顿纪律，并撤消了赵宏英的值星员，让他写对三组管理不严的检查。
到茶淀农场后，我对卢指导员的印象一直很好，但那天，在中队发生越狱事件的震怒中，他讲的一些话也深深刺伤了我的自尊心。
那天卢指导员暴跳如雷地喊道：“我把你们他妈的当人看，可有些人就是不愿往人里走，我给你们脸，有些人就是给脸不要脸。对这样的败类，就得狠，不狠一点，就不知道自己是罪犯.....”卢指导员那天还讲了许多，我都忘记了，但这几句话多少年来却牢牢记在我心里了。
那天，我彻夜不眠。我在想，罪犯，无论他犯了什么罪行也毕竟是人。他本来就是人，而不是被“当大人”看的。但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深入人心的那个年代里，其实人与人早已划出了等级，那等级的划分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无论是一监也罢，农场也罢，在做为国家专政机关的大部分干部中，他们从骨子里就认为，他们与罪犯是绝无平等可言的，他们对待犯人的管理方式可能各异，但那只是表面上把犯人“当人”或“不当人”看待的区别而已。
卢指导员是善良的，他是个很有人情味的政府干部。只是邬玉成等人的越狱事件直接危及到他的地位，给他带来工作或事业上的影响时，他才愤怒了，才在愤怒中发泄出埋藏在心底的想法。
我无权指责卢指导员什么，因为那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而不仅属于他个人。
但在我记忆中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就在这同一个劳改队、同一个院子里，一年后调换来的另一批政府干部使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不把犯人当人看的滋味。
1977年飘着雪花的旧历年末，旧历年三十，六中队全队犯人在院子里，在政府干部的咆哮中，战栗了两个小时。开完会后，所有犯人都要写对逃跑人员的揭发材料。这一天，六中队是在一种恐怖阴森的气氛中度过的。
春节那几天，六中队所有干部全部值班，每个组的犯人都只能在各自的屋子里待着，或者下棋、或者打扑克，决不允许串组串号。中队的杂务也不时到各组协助政府干部查看大家的行动。
幸好的是，逃跑的三个犯人在第三天就被抓了回来。隆冬的天气中，他们又身穿囚服，白天是不敢行动的，只能昼伏夜行。因此，三天里始终就没跑出茶淀农场的范围。
1978年2月14日正月初八那天，中队召开全体犯仁大会，批判越狱逃跑的邬玉成、董立斌和颜永。我和李华杰、王建明、杨志刚等值星员都写了批判稿。指导员让赵宏英也写，他写不了，还是求我帮忙，我为他写了一份。
戴着铐子的三人从大院的分场禁闭室被押了出来。
几天不见，大家几乎认不出他们来了，三人身上的黑囚服全都成了挂着血污的碎片，露着一块块肮脏的棉絮，走路全是一瘸一拐的，灰黑的脸上带着明显的伤痕，尤其是邬玉成，几乎是被拖着走进中队院子里来的。
毫无疑问，他们被抓回来后，已遭受过因他们逃跑而被株连的的人们的殴打。
三人被拖到队前，站成一排，杂务成震开、魏喜来、习东生带着另外几个积极靠拢政府的犯人让他们在队前成90度低头弯腰的撅着，就像文革之初，北京城里随处可见的批斗会那样。
我坐在二组第一个（为了学习和开会的方便，这里也如一监一样，每个犯人都有一个用木板钉成的小凳，除了出工外，几乎是随身携带），他们就站在我的前面，我看见他们的双腿都在颤抖。
第一个念批判稿的是赵宏英，因为我写的批判稿他有些字不认识，念得磕磕巴巴。听他念完批判搞，卢指导员气得眉头也拧紧了。
第二个是李华杰，李华杰的批判稿写得十分得体，很有条理和说服力。
我接着李华杰继续批判，从他们的犯罪危害分析到他们的越狱企图，又从他们的社会影响谈到他们给中队干部和犯人带来的麻烦，甚至还联系到他们犯罪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洋洋洒洒一大篇，足足念了20分钟，听得卢指导员连连点头。
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李华杰成了六中队人所共知的“秀才”，凡是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我们两人都是少不了的“刀笔”。而且，也没少给求助我们写家信的犯人帮忙（茶淀农场的好处之一是，犯人写家信除用明信片外也可以用信封了，经干部检查没有问题的便可以发走。）包括后来全国开展平反“冤、假、错”案的运动时，在这里也兴起的“上诉”之风中，为不少犯人代写“上诉信”。而这件事便成了我后来挨整时的罪名之一，那罪名叫做“煽动上诉”与“聚众闹事”。
十多个犯人发言完毕，最少用了两个小时。如果不是他们后面有杂务在拖着，这几个批判对象早就趴下了。
批判完了，三个人在全体犯人此伏彼起的口号声中被拖出了禁闭室。卢指导员做总结发言时指出，这三人是一定要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而且正告在坐的所有犯人，谁敢逃跑就是妄图逃避法律的惩罚，一定会遭到法律的严惩。
两个月后，在三分场召开的宣判大会上，邬玉成、董立斌和颜永全都加刑2年，押回一监改造。
三、遭受枪击
1978年春天，公正无私的造物主也眷顾了被称为“罪犯之乡”的茶淀农场。春姑娘舒展起春风的羽翼，佛去了严寒而漫长的冬天。农场里随处可见的沟渠小河，结了一个冬天的冰层化解了、消融了，变成潺潺的流水。
河边的柳树吐出了嫩芽，生命力顽强的小草从潮湿松软的黑土地上成片地破土而出，在雪毯下冬眠了一个季节的麦苗变得挺拔起来。随着春天的到来，世间万物都变得欣欣向荣了。
几个月来，六中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春节过后，又有一批犯人从一监调来。中队原来剩余的两间闲置房子里盛放的工具、杂物等被清理出来，又安置了30多名犯人，为加强发生过越狱事件的六中队的管理，中队的政府干部也调换了一些。特别是调来一位资深的梁队长代替卢指导员做为中队的主管干部。
梁队长是参加过中国红军万里长征的老干部，那一年，他已经60多岁，他的资格在整个茶淀农场是独一无二的。
梁队长没有文化，他也始终没有学过文化。于是，他也始终只能在他革命过的故土上做最基层的领导工作。但梁队长是个好人，他毫无雕饰的性格就如宁河原野的四季一样分明。最重要的是他把所有犯人都看做和他同样的“人”，他把中队所有的年青人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该说就说，该骂就骂，甚至气愤起来，还可能扬起手打上几拳。然而，大家尊敬他、爱戴他，背地里管他叫做“老梁头”。
梁队长个子不高，而且驼背，嘴里的牙齿已经所剩无几，仅存的几颗牙齿也是焦黄焦黄的，那是因为他总也离不开一只长长的老式烟袋锅，那只烟袋锅几乎跟了他一辈子。
梁队长很少招集中队犯人开大会，因为他不喜欢对犯人进行长篇大论的教育（而且他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话，因为梁队长每次教训大家都是说的大实话。
梁队长教育大家时说：“你们犯错误的原因，依我看就是不爱劳动，也不会劳动，你们的老子管不了你们，现在就得让政府来管你们。现在，我看你们谁还敢不干活，在这儿偷懒也不行，我要让你们偷懒就是害了你们，将来你们还得犯错误。”
梁队长批评一些政治犯时更有风趣，在一次值星员会上，梁队长大发议论：“你们有些人是不正的革命，我就是老革命，我有什么不对，你们可以批评我呀，干嘛非要犯错误呢？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有文化多好呵，我他妈的要是有文化，早就当大官了。有了文化就是爱多管闲事，可国家的事儿你们管得了吗？那么多有文化的人都不犯错误，怎么就他妈的你们犯错误呢？你们要接受教训，将来出去了，别再多事，把你们的嘴好好管住点，别再多说少道不就得了吗！”
梁队长十分朴实，朴实得就像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从不注意自己的穿戴，一年到头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领子上带着厚厚的油垢。脚上也总是穿一双千层底的“踢山倒”（当地农民习惯穿的一种很结实的布鞋），无论冬夏从不穿袜子，脚后跟的皴是永远也洗不下去了。
中队的干部们即尊敬他又怕他，干活时，批评犯人或是奖励犯人都是梁队长一人说了算。
但有一天，在我和梁队长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天下午，我们全中队在麦地里为已经拔节的麦苗松土、除草，八个组的犯人按顺序在地里排好队，一个组一块地，先干完的便翻到最前边去，然后由中队统计员廉志超统计各组的成绩。超过定额的组奖励粮食，没完成定额的组扣除当天的部分粮食定量。
说起来，梁队长可算是中国农村承包改革的先驱了，他一来六中队就制订出了在劳动中“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奖惩政策。如果不是在监狱而是在农村社队，梁队长一定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树特树的先进典型了（但他之所以敢在监狱里开这个劳动承包制的先河，恐怕也要得益于他没有文化以及无人与之计较的原因）。
我们组的犯人早就摩拳擦掌要与别的组争一争高下了，即是要为给我这个值星员大哥脸上增光，也是为晚饭时多吃上几两粮食。
随着梁队长一声令下，大家争先恐后地干起活来，就连左继中和唐杰这些体弱的犯人也不甘落后，那真可谓是“不用扬鞭自奋蹄”了。很快我们组就超过其他组翻到了下一块地的前面，李华杰的四组紧紧跟在我们组后面。
快下班时，我们组已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组，又绕到最后一个组的后面开辟新的阵地了。但刚刚走过来的梁队长不知道我们究竟干了多少活儿，还以为我们组落后于其他组了，不问青红皂白冲着我骂道：“李恒久，就他妈的你们组差劲儿，怎么让人家给拉下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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