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真是变幻莫测、光怪陆离，有价值与无价值的一切往事都是错综复杂地包含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它们每时每刻都用偶然或必然的方式在产生和存在着。也是由于同样的自然法则，在人们的生活里，不管是珍珠般闪着光亮的业绩还是粪土一样臭不可闻的行为，都会在时光一往直前的流逝中或早或晚地湮灭在忘却的风尘中。
往事就那样无情的飘然而逝，犯人关心的只是今天，最多也不过是明天。有谁愿理解和回顾已经永远成为过去的昨天呢？也许，这里的现实主义就该如此解释。在这无限寂寥与空虚的特殊世界里，对于往事只剩下亦真亦假的朦胧回顾。
我命定的磨难尚未结束，亦不知何时才能结束，但我坚信它总能结束。为了那一天能清晰的看到我现在走过的路，我只有借助笔和纸记下我现在的所想所作和身边可能记下的一切才能使那时的回忆不再朦胧。因为时间久了，回忆将不再真实。
我知道，当我决心这样做的时候，人类这个最肮脏、最龌龊的角落自然是为我满布着荆榛，但我不怕，因为对于一无所有的我来说，已没有什么值得害怕失去的了。
我相信，我将要写的这狱中记事，我在这特定环境中一天天的真实记录，总有一天会以其独特的内容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我坚信这一点，就象我坚信宣告我无罪的那一天总会来临。
一九七九年四月六日（星期五）
早上出工站队时，堆着满脸笑容的邵起才站到我旁边来，他趁人不注意把一包东西塞进我的衣袋。我伸手模模，那是一包烟叶。
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是请我帮他向石景山区法院写申诉。
捕前他是石景山地区一家医院的医生，他的罪名是利用行医之便奸污一个当时还不满十四岁的女孩儿（并使之怀孕）。经女孩儿家长告发，他被定性为“兼银少女犯”判刑六年，在他的判决书上还写有“贾犯道德败坏，与叶、蔡、张等人长期乱搞两性关系，影响极为恶劣....”等字样。
他不服判决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那女孩儿是自愿与之发生性关系而并非是他强迫、勾引；二是他与叶、蔡、张等人的性关系是他主动坦白的，不应列为犯罪行为。对这种案情我从心里感到厌烦。再说，就他的罪行判六年也实不为过，即便是写了申诉递上去了，改判或减刑的可能性也极小。
看来是这些天越刮越猛的申诉之风把他的心也吹活了，他不明白，社会上正在开展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错判的政治犯而并非是他这样的刑事犯。
心里这样想，但碍于情面也只好答应帮他。出工走在路上时，看着走在我前面的邵起才，除了感情上的厌恶之外，到也觉得他是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和队列中的犯人悄悄换个位置从侧面仔细观察他。晚上收工后，悄悄地把我的观察“成果”记下来。
他刚刚四十岁出头，但饱经恐惧与忧虑的面孔上却布满皱纹；他的身材不算矮，足有一米七七、七八的个头。但由于性格中的猥琐与精神的匮乏，腰总也直不起来；他那尖肖的双肩托着一颗纺锤体的脑袋，纺锤体最上端过早谢了顶，那发亮的脑顶两边，黑白相间的头发总是卷曲在一起，由于监狱的营养不良而显得蓬松干燥，就象一团肮脏的鬃毛；他那微黑的面孔上不恰当地安放着两只相距出奇得远而且老是显得睡意惺松的细长的眼睛。每当他堆起一脸的假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缝，象是两只蚯蚓爬在淡淡的八字眉下；在一个鹰钩鼻子和大得出奇的嘴巴之间没有唇须，但下巴上却东突西挺地生着几根和整个面孔极不相称的胡须，这是他在分局长期拘押时因为百无聊赖而经常用手拔胡子解闷儿留下的痕迹。
他为自己的判刑入狱而痛苦，他强烈地怀恋着过去虽不算富裕但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怀恋着与他有过肌肤相亲的女人和那个十四岁的女孩儿。监狱生活的单调对他更显得难熬和可怕。
他最喜欢过周末，因为只有这一天，他才可以把入狱时穿的一双旧皮鞋擦得亮亮的，再把一条米黄色、被他精心压出裤线的毛料裤子穿在身上，低回顾影、自怜自爱。只有这个时候，他那伛偻的身体，才可以稍稍挺直一些。这时，他便象女人一样习惯的用手去拢一拢那光秃秃的鬓角和刺猬一样的短发，再取出一面精心保存的小方镜来久久地照看着......
一九七九年四月九日（星期一）
春天已悄无声息地来到人间，北国的渤海之滨对于四季分野是敏感的。早春特有的带着咸味和腥气的寒风从宁河县原野上消声匿迹了。柳枝吸饱春日的光辉，似乎也有了活力，不断地伸展着、晃动着、变得婀娜起来。
天地间仿佛有一只巨大而无形的画笔，一笔一笔由浅入深地用绿色描画着我眼前的一切，树木、村庄、大路、渠水和冬小麦，甚至连监狱的高墙也显得不再那么灰暗和阴沉。
低垂的柳枝一天天变得柔嫩起来，单调而刺目的灰黑色逐渐褪去，由浅褐色变成鹅黄色又转成浅绿色，象是爱打扮的小姑娘一样，一天就换上一件新颜色的衣服。鲜嫩的柳牙一片片轻盈的挂在树枝上，重重叠叠的柳枝从远处看仿佛是一片片轻纱，又仿佛是水面上泛起的淡淡水雾，使人看了心醉。
造物主从来都是公正无私的，正象冬天的寒冷、夏天的酷热一样，他也把春天的美丽和阳光的温暖不分贫富贵贱一齐分赠给世人，绝没有例外与厚薄。当然，由于人们的处境、身份和条件的种种不同，在大自然相同的景致中会产生出极不相同的心境。
今天，这春和景明的美丽风光使我沉醉和兴奋。也正因为我的沉醉与兴奋，才使我暂时忘记了自己现在可悲的身份与处境，忘记了此时此刻我还是行走在没有自由的囚徒的队列中。
当我随同穿着清一色破烂的黑囚衣的队列下意识走完这一段长长的上工路程，听到开始干活的哨子声时，才使我从一路上那种忘情的、如醉如痴的的梦境中清醒过来，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一种没有自由的痛苦的重压。
啊！这春天的良辰美景离我是这样且近又那样遥远。
我看着纷纷拿起铁锹走进麦地用近于机械的动作修着水渠的人们，不禁心中默默地想_____此时的他们又持的是何种心境呢？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三）
4月4日晚上，我依照法定的程序，向中队档支部递交了我分别写给北京市最高法院的申诉信以及写给清河农场管理处梁处长的、对于本中队管教干部张连仲队长殴打犯人的控告信。
正如我所预料，我的控告揭发信仿佛投出一枚重镑炸弹，在三中队的干部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太自信了，因为茶淀农场建场二十多年还从未有过犯人状告队长的先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他们看来根本不是人的囚犯如此大胆，竟敢控告捏着他们小命儿的政府干部。4月4日夜间，中队部里的纷乱和慌张通过杂务之口（犯人当中的值班员、干部的亲信）已经传到犯人中来了。
执法者不懂法是法律的悲哀，而一个国家的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却是法律可怕的沦落。
我十分清楚，在监狱农场里干部殴打犯人、体罚犯人的行为是屡见不鲜的。对于茶淀农场这些积重难返、无视现行适用法律的干部来说，通过我的控告揭发使其改弦更张是不可能的，我也从未有过这种奢望。我抱的一线希望只是他们不致恶劣到把我写的控告揭发信扣下就是了。但4天已经过去，信至今还未发出。
昨天晚点名后，在我对中队指导员杨光明的“请示”询问中，他已极为反感的给了我肯定的答复。
我问他：“我的申诉和揭发信交给您已经四天了，不知您给我转发没有？”他回答道：“这用不着你问，信我还没看完呢，等我看完了，该发的自然给你发（扬指导员的面孔是冰冷而不耐烦的）。”又问：“我的信都是挂号信，而且我在信上贴的邮票都是足数的，希望您把信发出去后把邮局的回执给我，行吗？”他回答：“你别操那么多心了，以后再说”。说着，他不等我再发话便扬长而去了。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很明显，我“打”的是普通管教干部张连仲的屁股，而疼在中队指导员杨光明的身上。
显而易见，从四月四日夜间开始，一场精心布置的严密监视就已经开始了。
“严格遵守作息制度，任何人如有违犯绝不轻饶”______四月五日早上全队犯人集合时由扬指导员庄严宣布了这条纪律。毫无疑问，箭已扣在弦上，它将为我而发。
夜里，杂务习东生和魏喜来不断在六组窗前走动或窥视，甚至走进屋里在我的床前“散步”。我强忍住心中的恼怒，装作熟睡未醒的样子。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已明显形成。事已至此，我也无计可施，惟有忍耐而已。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五）
中午收工回来，随着人群刚刚刚走进大院，右边墙上一篇版面醒目、颇引人注意的版报文章顿时闯入我的眼帘，瞬间也吸引了几十个犯人来层层围观。这是一篇题为“何为耗子”的小品文。我一看那流利的字体和文章的口气便知此文出于扬指导员之手。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在犯人的黑板报上撰文而且亲自抄写，这到是监狱里少见的事情。
此文按其宗旨与开首之言无疑是针对中队里最近出现过的偷窃行为而言，但在文章结尾处却文不对题的这样写道：“我们要谨防那么几个政治耗子，因为他们出于极其反动的本质，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搅乱我们正常的改造秩序，他们是一切接受改造的犯人的最危险的敌人......”
真是心照不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射来，我是明白来意的”。此文看过一遍后，我自然知道所谓“政治耗子”指的是谁。而且窥破此文内情的也不乏其人。诈骗犯赵永树的奸笑、姣小玲珑却老于事故的贯窃杨志刚（1997年因贝反毒被枪决）投过来的狡滑目光、李华杰（1985年到日本定居）那忧郁的神色、丁广林和王建明不安的表情、左继中轻蔑的冷笑都说明他们是深知此文奥妙的。反复看过两遍之后，我转身离开纷乱的人群回到组里。
下午从刘士贵那里得知，此文确系扬指导员的手笔并亲自抄录的。据他说，扬指导员对于负责版报的他以前经常启用象我这样的“黑秀才”深为不满，而且警告他不许再与我来往。
递交控告揭发信一事是隐瞒不住的，尽管我从未对谁讲过，但消息还是传遍了全中队。象是一场风暴到来之前海水必然掀起波浪一样，我控告张队长一事不仅在三中队犯人的改造生活中击起浪花，而且大家对我的态度都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好象我身上染有可怕的鼠疫病毒，大多数人都胆怯而小心的回避着我。原来一些熟识的人也不敢再对我表示热情。属于朋友之列的人固然有之，但也只能趁四周无人之时东张西望一番后迅速地叮嘱我几句要“小心提防”之类的话。
夜间我去厕所时碰见李秋生，他见四周无人，便悄悄告诉我，被我揭发控告的张连仲队长已找他调查过我的情况，让他对我进行揭发。原话如下：“你和李恒久过去接触是比较多的，他这个人思想极为反动，对你不能说没有影响，你要争取主动、打破情面、站在政府一边，想一想他都说过什么反动言论，你要及时汇报政府，政府等着你的觉悟......”
话没说完，值夜班的杂务习东生也像泥鳅一样跟着溜进厕所。他冷笑着说：“嘿！真巧啊，就你们哥儿俩在这儿，说什么呢？”我鄙视而戏谑地说：“策划反改造阴谋呢，你信吗？”他嘿嘿地冷笑着走了。李秋生吓得够呛，脸都白了，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李哥，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对你说的那些事儿。”我笑着对他说：“你放心，有事我扛着，绝对不会有你的事儿。”
李秋生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判刑以前是一名中学生。一九七六年北京发生地震时他还不满十七岁，因为和一群同学趁伙打劫轰抢一筐苹果，因而在地震的“非常时期”被从严判处十年徒刑。他认为自己判得太重了，他的家人也在为他四处奔走争取减刑。不久前我帮他写了申诉。过不久，检查院找他重新核实了案情，对他来说减刑是很有可能的。他为此而感激我，也乐于与我接触，把我当成了监狱中的大好人。这就是张队长找他调查我的原因。
幸好的是我并未向他“散布”过什么“反动言论”。但政府的“网”既然已经撒开了，还能让我漏掉吗？
一九年七九年四月十六（星期一）
几天的“冷战”使周围的空气越来越沉闷，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与春天阳光的明媚实在不协调。天气一天比一天温暖，我却一天比一天感到寒冷。阳光是和煦的，我却听到由远而近的隆隆的雷声，我预感到一场人为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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