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最难受的是新入狱要过的两关：第一关是监规监纪、队列训练和劳动关；第二关是思想关，必须做到认罪服法和角色转变。在民警们的帮助下，于菲的心态已经调整过来，她想人要顺其自然，走好每一步。她在集训队写下了这样的“自传”：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许多世事，会有许多朋友，会有种种的兴趣和爱好。也许，人们会以为一切都有些经意和不经意，甚至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只有当一个人需要聚敛起生命最深层的力量，将自己从一片废墟，从心灵的黑暗中撑起来、站稳了，并朝前方走去的时候，才能够明白。这种勇气、信念之源，除了非常重要的亲情外，所经历的世事，所相知的好友，所热衷的爱好，融会成的是生命的底蕴，可以让死寂的生命苏醒、再生。它在生命的沉浮之间，射出亮光，凝聚活力，构建起坚强和活下去的信念。
人生是一个奇异的排列，非常偶然的小事会改变人一生的轨迹。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因一个临时点的节目，未走上讲台，却走上了五彩缤纷的舞台。学舞蹈，继之兼乐器、兼创作。文工团的培养，使我较立体地感受和领悟了舞台艺术。经常深入边疆体验生活的感受，近二十年过去了，那染透整个身心和精神世界的绿意，清新依然，淳朴依然。置身此境，回望人生，真正感动生命的不是大都市的喧嚣与繁华和最时尚的东西，而是那些最单纯而清澈、质朴的日子。它如涓涓之泉，从生命的深处，一点点滋润着我死而复生的生命。那段舞台生活，给了我两样珍贵的东西——一是艺术的熏陶，二是滋养了我对大自然的热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宣传改革迫切。我被调去从事陌生的新闻工作，之后又调至省城新闻单位。经济记者、档政记者，所在单位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发展机会。我始终力求做好工作，不负信任。专业思想浓重的我，追求自己理解的新闻工作者的特质——动情、敏锐、广博、深度、个性。深知心灵灰暗的人，难以真正走进优秀人士的精神世界；缺乏思想性的人，难以讴歌、思考变革时代。注重理论学习，注重品格的构建，并从采访过的众多成功、优秀人士身上吸取营养、充实自己。我始终珍视新闻经历给予我的善思考、善感受和新闻动情，还有那许多难忘的人、事和记忆。
回眸人生之旅，总是机会在前，努力在后。对许多人，我始终心怀深深的感激。在一帆风顺的人生过程中，我忽略了受挫力的锤炼。
注重精神生活，喜欢文学、音乐、摄影、时尚、烹调；喜欢旅游，走过许多奇山异水之后，品味云游，沉淀在生命里的是人与自然的丰富感受，它延伸出了喜欢养花植绿的浓厚兴趣，八小时之外丰富生活的兴趣和爱好。在我重树生活信念的过程中，唤起了我对“生”的情感。
亲情，在生死之间体会到的是来自家人的巨大的感唤力。千言万语，为了不再伤害家人，给亲人以安慰，我将去一步步走好并不轻松的每一天、每一年。
有一些非常好的朋友，不喜欢泛泛广交朋友，看重的是交友的质量。珍惜朋友，珍视友谊。当虎年里我遭遇命运劫难突暴罪事，被惊呆了的好友们，包括儿时的伙伴，地州的故友，均向我伸出相拉相助相撑之手，大家对我的呼唤是那样急切：“生命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为了你的亲人和许多关心你的人，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他们全力为我的生命奔走，我被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深深震撼。尽管前行的步子并不轻松，但一直在努力觉醒、自强：正视现实，扬弃自己。
呈人民政府
服刑人员 于菲
女记者在黎明前自戕当木船扬起风帆时 上
集训完毕她就分配到教育科，监狱领导安排她主办《风帆报》。监狱规定：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犯人每人每月必须写一篇稿子，《风帆报》的稿源是不用发愁的。于菲经常下到各个监区约稿、组稿，收回稿件后就认真地编辑。从文字编辑到美术编辑就她一个人，她改稿后还要排版，一个月出一期报纸。此外，她还负责教小学语文课，每当开大会，她还要布置会场。
有一天，她布置完监狱民警和服刑人员恳谈会的现场，得知监狱长要给女犯们讲话，心里像揣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她想监狱长一定特别凶，今天得挨训了。谁知王齐监狱长坐在讲台前，微笑着对大家说：“人性有多重性、复杂性，总是存在着善与恶两个方面。每个服刑人员并不是生来就是邪恶的罪犯，你们中的每个女人都曾愿意做个好人，做个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由于种种原因，或者纯粹就是一种偶然，不幸走入歧途，犯罪入狱。在你们触犯法律的时候，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泯灭了，突出表现了邪恶的一面。现在服刑改造，就是要使你们弃恶扬善，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重新做人……”
听着监狱长感人肺腑的话，于菲的心感到暖融融的。是啊，民警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犯了罪就把自己一棍子打死，她充分肯定我们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这些人之所以能够走进大墙，是因为我们沾染了恶的东西。恶不是永恒不变的，是可以通过改造摈弃的。
专管改造的邵淑焕副监狱长也多次找于菲谈话，她的口气很委婉，使于菲感到邵副监狱长对她人格的尊重。她入狱后，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监狱允许她的家人每个月来探望她一次，同时也允许她每个月往家里打个电话。每到接见日，她的父母早早地就来到监狱，等候着与女儿相聚的那一瞬间。她的妈妈知道她思念女儿，就把外孙女的照片带到探监室让她看。亲人的关心融化了她心灵的冰霜，她的脸上有了笑模样，还主动帮助干部做犯人的思想工作。
二监区有个叫做杨彩仙的女犯，因为家庭不顺脾气非常暴躁，性格极端还在监狱里自杀过。民警们苦口婆心地找她谈了十多次话，她却恶狠狠地说：“我就是这样了，你们不要来烦我！”
于菲看到后就悄悄地劝杨彩仙：“彩仙啊，这么多干部找你谈话，她们把精力
放到你的身上真是你的福气。你不要再这样闹下去了，人心都是肉长的。”
于菲在犯人中是个有知识的人，她的话很多女犯都爱听。听了她一席推心置腹的话，杨彩仙有所收敛。看到她有了进步，民警们又让她当线长，就是流水线上的负责人，给她压担子。慢慢地，她把心思放在流水线上，工作非常卖力。
现在，于菲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不但遵守监规，还努力工作，她的《风帆报》越办越红火，还经常出现一些富有哲理的话：
一只木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容易漂泊不定，容易力不从心，甚至把握不住自己的舵桨，当扯起船帆，借着强劲的风力扬帆奋桨，船在海上航行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我含着眼泪写完了于菲的故事，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大学同学彭民希看完这个案例惊讶地说：“晶岩，我看了你写的这个故事后吓了一跳。”
我说：“你别一惊一乍的，这个案例在我的书里并不是最残忍的。”
他说：“你知道吗，你写的这个男主人公就是当年和我一个部队的战友！”
这回轮到我惊讶了：“什么，这么说你见过董怀来？”
他说：“岂止是见过，我们是一个通铺上滚过来的。他谈恋爱的过程我都晓得！”
我说：“这么说你也见过于菲了？”
他说：“见过，她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小巧玲珑，董怀来爱好文学，他们都算是文学青年，到了一起有共同语言。”
我的心一阵颤抖：文学的真谛是爱，文学教会我们真诚地热爱生命，善待他人。董怀来和于菲是被文学这个月下佬牵到了一起，他们曾经真诚地相爱，并且孕育了爱的果实。可如今，他们爱的结晶董丹已经长眠在地下，这个完整的三口之家两人死亡一人入狱，这究竟是谁之罪？
这个家庭解体的导火索是董丹的自杀，正在花季的董丹为什么会走上绝路？对孩子不正确的教育方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孩子的智商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董丹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可她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作为家长应该体谅她，不要给她再施加压力。可我们的很多家长，望子成龙，揠苗助长，把分数的高低作为衡量孩子能力的惟一尺度。
女记者在黎明前自戕当木船扬起风帆时 下
我在采访中国院士三兄弟黎鳌、黎介寿、黎磊石时，老大黎鳌曾经向我谈过对应试教育的置疑。他说：“要是按照现在的教育制度，我们哥仨不要说是当院士，就连大学也考不上。”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仨在童年的时候非常淘气，放了学就到湘江里游泳、捉鱼虾，还跑到郊外骑马。我的五弟介寿从小就喜欢拆卸闹钟，六弟喜欢看小说，我们都喜欢运动，不是那种死记硬背的孩子，但我们的知识面都很宽。男孩子开窍晚，现在孩子上学年龄又早，在小学里往往不如女孩子用功，所以那些聪明的男孩子是很吃亏的。我们哥仨在小学里成绩并不突出。按照现在的制度，小学期间成绩平平就考不上好中学，中学期间成绩平平就考不上好大学。要是连大学都考不上，还当什么院士？”
从人才学的角度看，分数低的孩子并不一定就是能力差的孩子。发明工业蒸汽机的瓦特和火车之父斯蒂芬森以及发明烈性炸药的诺贝尔都没有上过大学，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大科学家。有些孩子在中学分数低可能是还没有开窍，没有掌握好学习方法。应试教育把分数看成几乎是评价学生优劣的惟一标准，分数成了孩子和家长的命根。孩子考分高了，家长脸上直放光；孩子考分低了，家长好像也低人一等。西方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而我国的应试教育则注重培养孩子的背功，谁会死记硬背谁就能考高分。死记硬背固然能反映记忆力水平，但学生更重要的是要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重点中学的学生是人才，普通中学和职业高中的学生照样也是人才。董丹喜欢打篮球和跳健美操，谁说打篮球里没有智慧？每一个新的招数都是创造性思维的闪光；谁说健美操里没有灵感，每一个漂亮的动作都是青春的呼唤和生命的张扬。作为家长应该给孩子自由的心灵插上翅膀，按照孩子的意愿和能力去选择自己的未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孩子。如果董丹能够去搞健美操，她也许就会成为中国的简·方达。
董怀来从农村当了兵，在部队略有文采，转业后又小有成就，真好比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他望女成凤，希望女儿各方面都出人头地，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却忽视了女儿的实际能力。
分析于菲的心理，我觉得她过于偏执。其实再花心的男人心目中，也是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董怀来怎么可能会逼迫女儿自杀呢？董怀来只是脾气不好，他对女儿的训斥是恨铁不成钢。公正地讲，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董怀来更期望董丹成材的男人了。董丹的自杀已经在董怀来的心灵上插了一刀，这时候的于菲应该和丈夫互相搀扶着走出痛苦的深渊，可她却又在丈夫的肉体上捅下了致命的一刀。
这场悲剧也反映出我们的家庭教育中缺少抗挫折教育的弊病，孩子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一失败就垂头丧气去寻短见。
董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儿，当她骑着自行车冲进春湖的一刹那，她的心里是多么痛苦啊！如果董怀来不去训斥孩子，让她自由成长，董丹还会去自杀吗？如果董丹不走绝路，于菲还会去杀害丈夫吗？这个案例是发人深省的，它告诉人们：条条道路通罗马，做家长的万万不能拿分数的屠刀去绞杀孩子的生命！
一个地下供产档员后代的人生轨迹电视大学里的孩子娘
监狱是一个小社会，每个女犯都有一段心酸曲折的人生历程。我要讲述的女犯叫做刘晴，她的父母都是云南省老地下档员，也是“边纵”的成员。说起“边纵”，云南人都晓得就是“中国人民解方军滇黔桂边区纵队”的简称，那可是老革命了。
解方前，刘晴的父母为革命出生入死，所向披靡。解方后，他们响应档的号召，来到云南省东川县支援矿山建设。
1954年，刘晴出生在东川，她在东川读完初中，又来到昆明读了高中。高中毕业后，她来到晋宁县插队，那儿离玉溪红塔集团很近，她在那里一干就是一年。由于表现出色，她被抽调到昆明冶金供销公司当仓库保管员。
在这个公司里，她认识了一个叫做甘和平的男青年，并且很快就坠入爱河。1979年，刘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便催促甘和平赶紧结婚。谁知甘和平却显得手足无措，这件事在刘晴的心中留下了阴影，她觉得男人应该敢做敢为，应该对所爱的女人负责。
虽然刘晴觉得甘和平不尽人意，可她肚里的娃娃决定她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匆匆结了婚，生下了一个男娃取名甘瑞。后来，云南省的电大首次招生，只有两个专业可供选择，一个是电子专业，一个是建筑专业，刘晴选择了前者。
本来考上电大应该全脱产学习，可领导却不让她全脱产。刘晴对领导说：“你们只要同意我上电大，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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